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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dnesday, January 26, 2011

教育,诺贝尔奖和回国的施一公

我承认,现在提起这个话题,有些晚,不大合时宜了,然对施的讨论,一直没有中止过。特发一文,聊表想法。 
施一公是牛人,丘成桐也是。但首先,作为一个科学家,身为体制之外之人,纸上谈兵之士,本就不可奢望对国家,体制,以至于教育,做任何实质改变,这不是作为科学家价值的应有体现,也是科学无国界的根本来源。其次,即便有志于改变国家科技与教育的现状,也不当始于研究生,而当从更为基础的大学前教育,至少也是大学本科着手改起。
    研究生是专业的职业训练:科研思路,研究条件和勤奋努力很重要,不过这些指标的提升,和教育和科技进步本身倒没什么必然的关系,譬如产品,在设计思想和加工技术之间,我们关注的是只是加工技术。此外,科学研究是教育最高精尖的终端,将教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一端,甚至将教育的指标以此衡量,”重研轻教”,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了。据说清华大学寄诺贝尔奖厚望于施公身上,可是获得诺贝尔奖,难道就能说中国教育的弊端得到根除,科技就得到了改良么?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结论,我倒希望中国人永远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天。诺奖和全民教育的关系,就好像奥运金牌和全民体质的关系一样。举全国之力”集训“出来的金牌,就能扫除几百年来整个民族”东亚病夫“的招牌?在外人看来,只是可笑的意淫而已。我只怕中国人因为长期的压抑,又将全民教育的大业,押在区区几个精英的诺奖游戏之上了(清华为施投入20万美元一年的工资)。
    大学前,至小学始的应试教育抹煞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独立思维,求知欲,想像力和科学精神,这是失天下之大败的,这是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教育,和古代的科举考试没有跟本区别。筛选出极少数本就具有天分的学生,例如施之流,通过留学,在欧美先进的科研条件下训练,成为专业大师,也仅限在"研究"能力之上。这部分精英的价值,应该放眼于科学本身,用短暂的生命,在最适合的条件下,作出最大的成就;因此看来施选择回国,并非其明智之举,至少说明他在科学之外,还有别的多余考量,让人惋惜。我们对学届大师李,杨之分扼腕叹息,也本因于此。
    回到教育。美国人对本科排名如此看重,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倘若我有小孩,也定叫他去HARVARD,YALE读书,为了那里全面之教育,丰富之知识,自由之精神。研究生再来BERKELEY,进行专业训练。大学前教育更是对大学里浩瀚知识获取的准备,无论从认知能力还是辨证思维上。施将自己的女儿送回国内,不可谓不是摧残;对其不论身心发展还是求知求学有如此之负作用,施本人却在研究院高堂之上,无能为力。对照之下,不禁让人倍感对其改变中国教育落后口号的尴尬。
    改变中国的教育,我以为,必从改变大学前的应试教育入手,从改变本科的功利教育入手,从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入手,从改变国家的教育体质,政治制度入手。将教育从维护统治的机器中解救出来,还中国人全民一独立,自由的思维精神。施的回国,不能改变中国教育,不能帮助其实现最大的职业价值,或许只能帮助他在国内这么个等级森严和浮躁的地方,在与人和资源的争夺中,"出人头地","为族增光",获得实际权位,以消在外不得重用之愤,转化一些虚名为价值。一部分中国人不甘外面的寂寞生活,宁可回来和人,天相斗,其乐融融,我小人之心,恐怕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些国内才有的位高权重的功名和利益。
   不论是诺奖,奥运金牌,GDP,甚至是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,从过去和现在,我们的人民常常为此痴迷。他们表面上让所有国民受惠增光,但实际上,又和国民的真实需求脱节。是虚幻的满足感,是“不是主人”的风光,是一种为追求而追求的疯狂。我只希望从今向后,为这些虚有的集体主义东西买单的人,越来越少。
   此外,施一公作为国外研究机构广大的(出色)科学工作者之一,只因回国,便引起国内,特别是聘用单位清华不尽的赞美之词,各种”最高荣誉“缠身,将来诺贝尔奖恐怕也要指望在他头上了。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,不难发觉尚在国外的华人教授,同类荣誉和成就数不胜数,只是未能回国,没能给国民的自豪感埋单(虽然已由很多有识之士指出)。由此看来,回国,倒也是一条脱颖而出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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