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，诺贝尔奖和回国的施一公

我承认，现在提起这个话题，有些晚，不大合时宜了，然对施的讨论，一直没有中止过。特发一文，聊表想法。 

施一公是牛人，丘成桐也是。但首先，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身为体制之外之人，纸上谈兵之士，本就不可奢望对国家，体制，以至于教育，做任何实质改变，这不是作为科学家价值的应有体现，也是科学无国界的根本来源。其次，即便有志于改变国家科技与教育的现状，也不当始于研究生，而当从更为基础的大学前教育，至少也是大学本科着手改起。

    研究生是专业的职业训练：科研思路，研究条件和勤奋努力很重要，不过这些指标的提升，和教育和科技进步本身倒没什么必然的关系，譬如产品，在设计思想和加工技术之间，我们关注的是只是加工技术。此外，科学研究是教育最高精尖的终端，将教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一端，甚至将教育的指标以此衡量，”重研轻教”，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了。据说清华大学寄诺贝尔奖厚望于施公身上，可是获得诺贝尔奖，难道就能说中国教育的弊端得到根除，科技就得到了改良么？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我倒希望中国人永远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天。诺奖和全民教育的关系，就好像奥运金牌和全民体质的关系一样。举全国之力”集训“出来的金牌，就能扫除几百年来整个民族”东亚病夫“的招牌？在外人看来，只是可笑的意淫而已。我只怕中国人因为长期的压抑，又将全民教育的大业，押在区区几个精英的诺奖游戏之上了（清华为施投入20万美元一年的工资）。

    大学前，至小学始的应试教育抹煞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独立思维，求知欲，想像力和科学精神，这是失天下之大败的，这是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教育，和古代的科举考试没有跟本区别。筛选出极少数本就具有天分的学生，例如施之流，通过留学，在欧美先进的科研条件下训练，成为专业大师，也仅限在"研究"能力之上。这部分精英的价值，应该放眼于科学本身，用短暂的生命，在最适合的条件下，作出最大的成就；因此看来施选择回国，并非其明智之举，至少说明他在科学之外，还有别的多余考量，让人惋惜。我们对学届大师李，杨之分扼腕叹息，也本因于此。
    回到教育。美国人对本科排名如此看重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倘若我有小孩，也定叫他去HARVARD，YALE读书，为了那里全面之教育，丰富之知识，自由之精神。研究生再来BERKELEY，进行专业训练。大学前教育更是对大学里浩瀚知识获取的准备，无论从认知能力还是辨证思维上。施将自己的女儿送回国内，不可谓不是摧残；对其不论身心发展还是求知求学有如此之负作用，施本人却在研究院高堂之上，无能为力。对照之下，不禁让人倍感对其改变中国教育落后口号的尴尬。
    改变中国的教育，我以为，必从改变大学前的应试教育入手，从改变本科的功利教育入手，从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入手，从改变国家的教育体质，政治制度入手。将教育从维护统治的机器中解救出来，还中国人全民一独立，自由的思维精神。施的回国，不能改变中国教育，不能帮助其实现最大的职业价值，或许只能帮助他在国内这么个等级森严和浮躁的地方，在与人和资源的争夺中，"出人头地"，"为族增光"，获得实际权位，以消在外不得重用之愤，转化一些虚名为价值。一部分中国人不甘外面的寂寞生活，宁可回来和人，天相斗，其乐融融，我小人之心，恐怕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些国内才有的位高权重的功名和利益。

   不论是诺奖，奥运金牌，GDP，甚至是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，从过去和现在，我们的人民常常为此痴迷。他们表面上让所有国民受惠增光，但实际上，又和国民的真实需求脱节。是虚幻的满足感，是“不是主人”的风光，是一种为追求而追求的疯狂。我只希望从今向后，为这些虚有的集体主义东西买单的人，越来越少。

   此外，施一公作为国外研究机构广大的（出色）科学工作者之一，只因回国，便引起国内，特别是聘用单位清华不尽的赞美之词，各种”最高荣誉“缠身，将来诺贝尔奖恐怕也要指望在他头上了。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，不难发觉尚在国外的华人教授，同类荣誉和成就数不胜数，只是未能回国，没能给国民的自豪感埋单（虽然已由很多有识之士指出）。由此看来，回国，倒也是一条脱颖而出的道路。